【分享】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这种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极为鲜见。

王莽改制-历史背景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改制-事件概述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称帝后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所进行的变动。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问题已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封建统治的危机日益加深。哀帝死后，平帝即位，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于初始元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为了缓和早已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摆脱政治危机，王莽宣布改制。他针对土地和奴婢问题，下令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并且规定了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一夫一妇授田100亩，一家男丁不满8口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将多余的田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没有土地者可按标准分给土地。又针对豪强富商囤积居奇和高利贷盘剥，下令实行“五均六筦”。

在首都长安和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市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和征收工商税。由国家向人民无息或低息贷款，官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川税，借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这些措施在实行过程中遭到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抵制和反对。尽管法令严禁买卖土地和奴婢，犯令者罪至死，但土地、奴婢的买卖照样进行。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宣布买卖“王田”及庶人者，勿拘以法。负责推行五均六筦的人员，大多是富商巨贾。他们与郡县官吏勾结，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不但没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许多不便和痛苦。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铸造大钱、契刀、错刀等货币，名目既十分繁杂，换算比值又极不合理，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官奴婢的以10万数。王莽改制的结果，不仅一般人民深受其害，贵族官僚、地主也在混乱中蒙受损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改制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绿林赤眉大起义。

王莽改制-改制内容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改制-改制的失败结局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改制-相关人物

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23年在位。身高约合现今1.62米。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 河北大名县东 )。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时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侍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始元年（公元前１６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前8年）继他的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３８岁。翌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后其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他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引发豪强的不满。由于他看不起边疆藩属，削王为侯，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战争。赋役繁重，刑政苛暴。11年，黄河改道，灾民遍野。天凤四年（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形成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混乱中他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他是被割去舌头的皇帝。

王莽改制-事件评论

莽代汉后所得天下，是一个腐朽不堪的烂摊子 ，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 ，他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制度改革。王莽改制最后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个性特征对其改制失败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动欲慕古，不切实际。王莽早年生活贫寒 ，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格，年轻时，拜名儒陈参为师而习“礼经”，“勤身博学 ，被服如儒生”，虔诚地信仰儒学 ，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儒家盲从者。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 ，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 ，“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始建国元年，即公元 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

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 ，所以不可行也”。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 ，不度时宜”，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二、性情躁扰，轻于改作。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县名称改变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三、刚愎自用，所用非人。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地皇三年，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综上所述，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进入大统治局面，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十分广泛。五铢钱币值高，宣帝时，“谷石至五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最低粮价。西汉时期，五铢钱铸造的数量也很多，史料记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王莽改制-王莽钱币

王莽当政时，也多次改革币制。他改革币制，除了出于“托古改制”的目的外，还有削弱刘汉势力、搜刮民间财富之意。他托古改制，恢复了已废止200多年的布币、刀币的制度，变换形制，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汉币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铸大钱，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所以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这几枚钱的钱文均属篆文。金错刀、契刀通长二寸二分（汉尺），实际测量长约7.2-7.5厘米，金错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后来民间私铸减重，数量颇多，今所见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决文、四决文重轮、传形等，此外还有铁钱。

王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行“宝货制”。“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

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分别为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直钱一万。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直钱一千。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直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直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直钱百。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

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这二十八品均为法定货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占比重较大。尤其以“六泉”制作精美、钱文秀丽。“十布”均模仿战国平首布钱形态，不同处是十布的头部铸有一圆孔，钱面中部自首部至裆部铸有一条直线，直线两侧为钱文，阴文，篆书；币的首部圆孔及币的边缘均有郭。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结果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却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篡汉15年，就曾四次改革币制。王莽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新朝的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一起焚毁。

王莽铸币的文字，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曹喜，东汉人。章帝（刘炟）建初年间为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他工篆、隶，有些名气。有人说他看见李斯小篆的笔势，“悲叹不已”。人们认为曹喜的篆书“小异于李斯，而也称善”，对他的评价不低。然而，要说悬针篆是他所创，则未必是事实。章帝晚于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里当小官时，王莽已经铸了好几种悬针篆的钱币了。可见悬针篆不是曹喜所创。

王莽留下来的书迹，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关于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而醒目。

王莽虽然被人民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王莽钱的艺术价值却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它的文字、冶炼和设计都堪称中国古钱一绝，匠心独具，有着极高的收藏和欣赏价值。